卖官食物链谁最后一个被吃2010-01-22刘炳旺的落马，成就了漯河市“三任市委书记接连落马”的纪录，引来社会的极大关注。据刘炳旺交代，自2000年至2007年，他利用担任漯河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的便利，在干部提拔、调整、任用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32起200余次，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美元23万余元。
显然，在漯河市的卖官食物链中，刘炳旺处在最顶端。在这场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中，母鸡被抓了，屁股背后的一溜小鸡也现形了。
作为一把手，刘炳旺在位时饱受小鸡的恭敬与逢迎。比如不停给刘炳旺送钱的郭永昌，顺利地当上了漯河市源汇区区长，接着又升任河南省信阳市市委常委、固始县县委书记；漯河市某局原局长曹某则是先被提拔，后给刘炳旺送钱，得知漯河有一副厅级职位空缺后，多次给刘送钱，于是顺利当上了副厅级。漯河坊间曾流传：“买副科，五万多；买正科，还要多。”在不停地卖官过程中，数百万赃款纳入刘炳旺囊中。
跟在刘炳旺后面的一长溜小鸡当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不但买官的“成本”要收回来，还要有“利润”——没有“利润”谁买官？所以，往上送不心疼，往下捞心更狠。郭永昌给刘炳旺共送了1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而他在任漯河市源汇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4.7万元，美元1万元。这生意做得真是一本万利！
按照郭永昌接近1∶5的获利模式计算，刘炳旺非法收受的300余万（折合成人民币）受贿款，至少会产生1000多万的利润，这1000多万又该摊到谁的头上？这样一个链条的终端自然是对行政权力毫无还手之力的企业、老百姓。企业还可以通过“成本上升”的理由通过涨价转嫁行贿支出，老百姓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了。
匪夷所思的是，为官不廉的刘炳旺居然收获了“廉洁自律”的评价后从漯河市市委书记职位上全身而退。直到2008年2月，纪检机关陆续接到检举介入调查才将刘炳旺双规。看来这“母鸡”确实是无比强悍，在它在位时都没人盯着它是否偷偷往自家窝里搬别人下的蛋，还是我们的“鹰”太弱了？
类似刘炳旺这样的卖官生态链不少，监督机制要是仍然缺胳膊短腿，该硬的时候硬不起来，为了给这条生态链输送养分，民众的利益只能继续被侵害。
' />调整干部敛财是“公开的秘密”2010-01-22刘炳旺曾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干起，直至主政一方，担任河南省漯河市市委书记，但随即在干部调整过程中大肆受贿200多次。（1月21日《法制周末》）
当官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孔繁森就是典型的代表。然而，像孔繁森那样的好干部真是蛤蟆毛，麒麟角——天上难寻，地下难找。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像王宝森那样的干部，他们信奉的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既然许多人升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吗？
当今中国，谁不想当官谁就是天下第一大傻瓜，脑袋被驴踢者不在此列。可是，想要当官那是鸡毛飞上天——谈何容易？没有后台，没有钱财，你还想当官，哪凉快哪玩去吧。君请看：“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你不要以为这是笑谈，其实这就是官场的真实写照。
各地卖官鬻爵现象愈演愈烈，泛滥成灾。就拿最基层的县委书记来说吧，别看他们只是“七品芝麻官”，也就是“兵头将尾”而已，但是，他们却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说一不二，一手遮天。局长、乡长等职务，都是明码实价进行出售的，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县委书记每调整一次干部，就能敛财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买官者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因为有那些“官帽批发商”在作祟。现实生活中，没人卖的东西，还会有人惦记吗？比如人肉，何处去买？而只要是有人卖的东西，自然就会有人去买，比如毒品。因此，我们在打击买官卖官腐败行为的时候，必须重点对卖官鬻爵者进行严惩不贷，杀一儆百，杜绝后患。
买官卖官这种歪风邪气不可长，否则，必将祸国殃民，进而断送党和人民的美好明天。贪官公然出售“官帽”，必然会导致 “前腐后继”这种恶性循环，“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就不会只是一句笑话。要想刹住买官卖官这种腐败现象其实并不难。伟大领袖毛泽东早就开出了药方：“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假如我是不向刘炳旺买官的某局长2010-01-21刘炳旺倒下，怪象连连。
怪象之一，“希望进步”：2001年年初，刘炳旺要出国考察，希望进步的郭永昌找朋友帮忙兑换1万美元，送到刘炳旺的住处。
“进步”，谁都想进步，但起步的本义是政治上要求进步，并不是当官要权，更不是行贿受贿，而郭永昌的“进步”，则完全是“升官发财”。后来郭永昌落马，经查，他在任漯河市源汇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4.7万元，美元1万元。如此“进步”，让人惊叹。
先后6次送给刘炳旺贿赂共计1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收回的是74.7万元，美元1万元。其中纯收益为60余万人民币，外加权力的附加值，的确“合算”。而假如权力的买卖过程中“不合算”的话，或者刘炳旺只给郭一个没有油水的穷职位，是不是就无法收回“成本”？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潜规则，即能受之就能予之，刘炳旺们不会不知道哪一个职位更肥实，因此他一定会安排郭永昌们必然的肥缺。而这恰恰会形成买官卖官恶性循环。即，我的官是买来的，必然要变本加厉的收回成本，郭永昌的例子其实是所有贪官污吏买官卖官的统一模式。
怪象之二，“我帮你打个招呼”：有些着急的崔某决定找刘炳旺“帮着说说话”，就找人兑换了1万美元，送到刘炳旺的办公室。“纪委在查我，请帮我说说话。”崔某说。刘炳旺回答：“我帮你打个招呼。”打招呼，民间的意思类似于“喂，你好。”而官场的打招呼是帮你通融通融，而通融的本钱在于我有权，实质是“权钱交易”或者是“权权交易”。刘炳旺一招呼，查崔某的纪检部门立即听招呼，这说明刘炳旺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因而，刘炳旺的招呼才绝对有效。
怪象之三，“我想当局长”。2000年年底，崔某从家里拿了1万元现金，又买了两条中华烟，送到刘炳旺的住处，说想接任某局局长，请多关照。之所以说是怪象，是因为崔某直接以现金买官，直接说想接任某局局长，可见权钱交易之“直率”，可见权钱交易象到市场上买白菜其实是一种方式，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同的是一次与刘炳旺交易就成为了老主顾与店老板的关系。
怪象之四，三任皆落马。“三班倒”着落马，的确罕见。那么，前任之后是接任，接任之后是后任，刘炳旺接任的时候，上级部门有没有跟他谈话，要求他不贪不沾，两袖清风，好自为之，廉洁奉公？有，绝对有，但结果又是怎样的？谈话只是形式，监督才是真功夫，而监督不练功，指望刘炳旺自己监督自己，有用吗？
假如我是刘炳旺任内的一位副局长，我一不跑，二不送，三不找关系曲线救国，四不找更高级别的领导打招呼，只凭我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工作，只凭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凭我工作能力的真功夫真本钱，结果会怎样？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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