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再审程序对10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5 .19强奸致死案”进行审理，因证据不足，被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高平表示，对那些对其刑讯逼供的人，尤其是那个“女神探”，“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3月31日《南方都市报》）

或许有人会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牢也坐了，将来按照程序会给你一些国家赔偿，也算没有亏待你，再追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人家办案的警察又是个满身荣誉的“女神探”，获得这么多荣誉，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再说了，既然被称为“女神探”，肯定不是浪得虚名，也一定办过很多实实在在的案子，穷追下去，岂不是“一棍子打死”，毁了人家的一世英名？

国人的生存法则中，并不缺少“得饶人处且饶人”、“穷寇莫追”之类的“智慧”，而且，我们也确实不能因为这么一起冤案，就否定了“女神探”及其他警察的所有工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警察也是人，难道就不允许他们的工作出点错？这话听起来也有些道理，但是问题在于，工作失误是一种消极的错，刑讯逼供则是一种积极的恶。失误并非当事人主观所愿意看到的，只是因疏忽大意或能力不济而造成成了不良的结果；而刑讯逼供却是当事人积极主动实施的，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主动实施的对他人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前者情有可原，后者却无可原谅。

虽然在各种各样的明文规定中，刑讯逼供是不被允许的，但在现实中，刑讯逼供却普遍存在——媒体上时见报道，生活中也时有耳闻，而被报道出来、受到处理的在其中能占多大的比例，就不得而知了。

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口供往往会成为警方结案的主要依据。人对疼痛的感知非常敏感，意志再坚强，也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像江姐那样能够承受一切严刑拷打。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几乎所有的冤案中，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不过，刑讯逼供却并不必然产生警方想要的口供。对于一些真的实施了犯罪的人来说，一五一十地说出犯罪事实并非难事，但对于像赵作海、张高平叔侄这样的冤案当事人来说，编出警方需要的犯罪经过来，却并非易事。

没到过现场、不知道死者的尸体状况，再有想像力的人，恐怕也难想像出死者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杀的吧？从完全不知情，到描述得与现场细节完全吻合，说明冤案刑讯逼供的背后，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还有警方的编造、诱导和一手炮制。

对刑讯逼供的原谅，就是对这种积极的“恶”的纵容。这种因原谅而导致的纵容，会对正常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产生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于这种“恶”绝不能纵容，对于施“恶”者绝不能原谅，只有让每一个具体的施“恶”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恶”才有望终结，像张高平叔侄一样的人，才有望避免成为冤案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