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市召开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市从明年起取消公费医疗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参加职工医保，此次改革涉及人数预计20万左右。

本轮公费医疗改革始于2009年，按照新医改方案的规定，要在3年内基本实现医保全覆盖，这其中包括了机关事业单位医疗制度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轨。今年是规定限定期限的最后一年，公务员医疗制度改革的情况也因此备受外界关注。

早在年初，即有调查显示，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其间，北京等地的改革对其他地区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应当说，南京在期限迫近的最后时刻作出取消决定，迎合了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大趋势。

仅以年初的数据来看，全国80%地区实现医疗并轨意味着公费医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事实上，舆论报道的焦点也大多集中在覆盖面的扩大上，突出其进步意义。然而，从民间反馈和媒体报道中，可以发现，普遍赞誉之外，也存在一些顾虑。有人认为，公费医疗虽然取消了，但补充医疗保险仍让公职人员拥有一般性医疗保险以外的福利。

尽管有专家解读，在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公职人员医保或会与普通职工医保拉开一定差距，但二者总体差别不太大。然而，无论是各地改革实际支出的高昂转轨成本，还是专家一致认同的，改革先期成本不可避免，都不同程度地确认了两类群体的差距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公费医疗本是权力系统内部的重要福利事项，对这类事项的改革往往壁垒重重，相关利益变动调整都会引来广泛争议，乃至多方抵触。然而，深入推进的公费医疗改革，在三年改革过程中，甚少传出与改革震荡相伴的博弈之声。这到底是改革力度的印证，还是如民众所担心的，改革并未触及公职人员医疗利益的核心，形式上的并轨无碍于医疗福利优越性的延续？

这是一种担忧，但很难说是多余的。实际上，在很多权力系统的福利制度改革上，受缚于利益群体施压而陷入泥潭的情形并不少见，即使勉强有所推进，也多半是在妥协下换一个形式，改革的真正作用被大大削弱。以公车改革为例，目前最具可行性的方案，是以补贴方式，促进公车数量的减少。福利改革所针对的权力主体的超国民待遇、特殊福利，并没有因为制度变化而消除，反以另一种形态得到了延续，而改革内核的公平价值更是无从触及。即便如此，当下的公车改革仍处于僵局。再比如，国家早就取消了福利分房，但一些机关或是明里暗里地给公职人员发“房补”，或是倚仗权力“运作”拿到政府保障房的地皮、变相公款建房或集资建房。这样的特权福利改革就走上了歧途。

相对而言，本轮医疗改革的情况稍显乐观，但它有没有从根本上与国民福利的公平目标一致，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公职人员的待遇应该要有一定的保障，然而保障不等于保护。改革指向的是福利公平，并轨是实现公平的一种手段，但就医疗福利的质量来说，医疗改革并不是一味地拉低公职人员的医疗待遇，而是将其恢复到适当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促进医疗福利公平的另一个层面，是如何普遍提高国民的医疗待遇。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