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5年，法国思想家蒙田第二次任波尔图市市长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真是天不遂人。不幸爆发了鼠疫。蒙田顾不得市长的身份，竟然丢下整个城市不管，狼狈出逃。市政官员们对他的行为非常愤怒，一封接一封的给他写信，要求他回来。但蒙田置之不理，最终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参加他的卸任仪式。直到这年的12月，鼠疫被消灭了，出逃了6个月的蒙田才到这个城市自己的家中。

不论是作为市长的蒙田，还是作为思想家的蒙田，做出如此出逃的举动，足见出人的复杂及人性的脆弱了。之所以想起蒙田的这次出逃，是因为最近广为关注的“黄苗子告密”、“冯亦代卧底”等特殊年代里的旧事被人翻捡出来，并引发了广泛争论。

其实，人在时代洪流冲击、裹挟之下，是微不足道的。就其一生而言，都有其懦弱及力不从心的时候，都有可能主动或被动地走向自己良心或坚守的价值的反面。回首自己的一生，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内省不疚”？我们当然需要忏悔，但这种忏悔是不能简单的以“说出来”为论的。说出来，当然可贵可敬，但不说也未必就表明一个人内心的煎熬就要轻松些。

一直为自己所景仰的人，却发现也有龌龊之行，这种失望是可以想象的。但这种失望，有多少是出于对价值取向本身的尊崇，又有多少其实是出于对内心神像坍塌后的失望？问一下我们自己，对于那些文化老人，我们是不是一直把他们作为内心的偶像来供奉，而少于把他们真正作为人来对待，所见之处，都是他们文章的灿烂及人性的光辉，而又何曾看到过他们人性的弱点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俊遮百丑”或“一丑遮百美”，都不过是如梁文道先生所言的“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的反映。这其实不是文化老人们的错，而是我们在如何看待他们的态度上出了错。

因为我们总是眩晕于他们的文化光环，久而久之，在心里也把他们当作神了，以为个个金光照人，完美无瑕。事实上，一想到那过去的苦难时代，我们也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压根儿就没想到他们也曾是一些苦难的制造者，以为诸如“告密”、“卧底”之类的事是万万不至于出现在他们身上的，可惜事实不是这样。

文化老人们在其一生的岁月里，有没有做过不光彩的事，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衡量一个人的完美、善良与否，不仅要看他是否做过不妥的事，也要看他在什么情境之下做的，还要看他对此事的态度，还有一点，就是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不独英雄而然。宽宥他们，不是为尊者讳，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生之多艰及命运之多舛。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谁谁谁当作神来看待，也没有必要纠结于某一个人的某一件或某一些事而耿耿于怀乃心灰意冷不知所向。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揭示的多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这样或那样的丑行，却依旧不能改变我们对他们由衷的仰望，也不能改变我们对人类美好价值的向往。为什么？因为我们深信：一个人再伟大，也是人。是人，就难免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性的弱点。想想400多年前，鼠疫来了，蒙田不是也弃城而逃了吗？但400年来，我们仍一直尊崇着蒙田，并一直享受着他思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