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新华网的《天下杂谈》发表了朱少华先生的《得罪谁都不要得罪评论家 》。朱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时评家，写了不少精彩的时评文章，作为一位时评写作的初学者，我经常读朱先生的评论，觉得受益良多。但读朱先生的这篇文章，感觉是虽然读来很痛快，却让人对朱先生的观点有些看法，因此，不揣冒昧与浅陋，想在这里谈谈，也希望得到朱先生的指正。

　　朱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那些对什么都要“说三道四”的“评论家”的批评与讽刺。

　　朱先生举出了某省卫生厅副厅长在访问一个全村最贫困的家庭时，雨大了起来，旁边的人为副厅长撑起了伞。照片一出，有网友就批评道：“出门随行打伞开道，领导不是没有手举伞，而是习惯被人伺候！”另一地某领导冒雨视察农家，并把雨伞撑在了一位农民头上，又有评论说，这里的领导就会“作秀”及对省长骑自行车上班、用乳汁喂养灾区孩子的“警察妈妈”破格提拔的议论声的例子。

　　很清楚，朱先生认为“评论家”们就是“爷俩抬驴”中的“路人”，总是跟做事的人过不去，“爷俩”怎么做你们“评论家”都有话说，因此，领导怎么做都不对，所以，只好“各回各家”，那位省长也“只有扛着自行车上班了”，而有关“警察妈妈”被提拔的事更是被搞得无所适从。我则认为网友对别人为副厅长撑伞的批评，虽说显得有些武断，可能有些冤枉那位副厅长，但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我们见过了太多的职位远远小于副厅长的官员外出时都惯于让“下人”打开车门、打伞、提包等等“无微不至”的照顾，于是误伤了那位副厅长；批评给农民打伞及省长骑车上班是“作秀”也属此类，因为如今很有一些官员很善于“作秀”，而关于女警察的被提拔是否应该，其实还是可以商榷的，并非有质疑就不对，在过去，不是也有过“火线提拔”的干部后来证明不值得那样提拔的事吗？因此我觉得，是一些官员的习惯性动作导致了批评者的习惯性判断，不应该将板子全打到“评论家”身上。再刁的网友，批评过温总理“习惯被人伺候”与“作秀”吗？好像没有。对抗震救灾中的那些感人事迹说三道四了吗？好像也没有。

　　另外是有关人们对“范跑跑”由开始时的“几乎一边倒的大骂”到两人在电视台上公开对阵时，由于郭松民先生的失态，“在公众的评论中，不仅让本来‘稳操胜券’的郭松民‘一败涂地’，还给他送了一个雅号‘郭跳跳’。”如此又是得出结论：郭松民是怎么表现都不讨好。其实这件事，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讨伐“范跑跑”的人占多数，当郭先生在与“范跑跑”面对面交锋而表现过于缺乏风度时，让一些人对他产生了反感，因此，刲了他一个“雅号”，而有的人本来就是站在“范跑跑”一边的，由于郭先生的的失态，更让他们觉得这个人是个“伪君子”了。在此，肯定有人表现得欠水准，可决不至于如朱文中所说的那样：“事后笔者猜想，在这场PK中郭松民应该怎样表现才能得到公众评论认可呢？发火了没有风度，温文尔雅可能让许多人感到不解气，要是让“范跑跑”的“嚣张气焰”镇下去那更遭，郭松民恐怕就没法活了。”问题远没有朱先生想像的那么严重。更多的人其实是在惋惜郭先生没有把握好那场PK。朱先生的猜想未免多了些，他的这种猜想在有关省长骑车上班和女警察的提拔上更多更丰富。

　　朱先生说，作为评论家，要有社会的良心，更要分清是非，这当然是非常有见地，也十分正确的，但是看了朱先生的文章，让人觉得，在朱先生看来，只要是对一些人和事进行质疑和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是没有社会的良心，没有分清是非，“最起码没有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话。”如此的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朱先生总结那些“评论家”总要“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原因时说：“因为要发稿，因为作者要为稻粮谋，也因为媒体要发出‘有特点的声音’，于是有些评论家就专门要发出‘标新立异的声音’”。这恐怕也同样有些武断，不可否认，的确有朱先生所说的那种可能和情况，但我认为，这毕竟只是少数，因为众所周知，如今在网上写评论，绝大多数都是不给稿费的，所以，多数人的无论是说好还是挑刺的声音，都是无法“为稻粮谋”的，人们要对生活中的人和事“说三道四”，多数还是有感而发，是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希望为社会的公平、进步、发展尽一份力的一种表现，只是因为各人的立场、知识、判断力、水平等等有差别，从而导致发出的声音有差异，这本来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吧？朱先生怎么就那样受不了？

　　朱先生开头就讲述了那个家喻户晓的“爷俩抬驴”的故事，用来形象地说明要做事的人面对众多的“评论家”是怎样的一种窘境，但我倒是认为，那个故事用在此处对朱先生观点的帮助并不大，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本意，好像重点并非是讽刺“评论家们”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重点是讽刺那“爷俩”的没有主见和愚蠢可笑，如果我们的一些官员们都是“爷俩”那样的别人一说三道四他们马上就“改正错误”的人，那他们或者倒是很可爱的人或者是根本就不能当官做事的人，能用这否认“评论家”进行批评吗？

　　我们早就有“百家争鸣”的传统，而我们的文艺方针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何况这是二十一世纪了，在网上，人们连让人恶心的“芙蓉姐姐”、 兰董、贱女孩那样的表演都容忍了，朱先生却连时评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与质疑的声音都无法忍受？朱先生也是一位“评论家”，而且是有相当名气的评论家，不知朱先生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倒是毛主席早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恐怕才是科学的态度。作为“评论家”有权说自己愿说的话，当然，前提是不违法、也不违心、言之有理，如果你只图痛快而胡说八道，甚至造谣中伤、诽谤污陷，那不是还有“文责自负”么？怎么可能让大家不说或者只用同一种腔调来说话？如果真那样了，不是一种倒退吗？那还叫“评论”吗？那叫定论了，现代社会而没有批评之声、质疑之声、不同的声音，那是社会之幸还是不幸？

　　而作为做事的人，如果自己心中有底，有自己的判断力，面对“评论家”们的声音，可以一笑置之，也可以从中受益，应该不会让他们成为那抬驴的“爷俩”，因为那“爷俩”之可笑与可怜，主要还是自身造成。（陈家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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