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应指望拉着中国一起整治朝鲜，更不应幻想通过克里此访对外释放什么“中美共同安排朝鲜后事”的信号。

除了上述三个核心议题外，中美双方需要利用此访进行沟通的重要问题还有很多，比较紧迫的可能包括中美对话机制安排、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网络安全、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进入美国市场的差别待遇、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中东能源安全等问题。

中美高层之间已建立起密切、顺畅的对话沟通管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战略安全对话等机制有力保障了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但这些机制的设置带有明显的奥巴马首任人事烙印，且议题有所重叠，应否进行优化调整是中美双方需尽快明确的问题。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在奥巴马首任给中美关系造成伤害，动摇了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奥巴马第二任期会不会继续推行这一调整并在多大程度上针对中国，在中国国内备受关注。克里在就任国务卿之初已显示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谨慎态度，这虽绝不等于放弃调整，但至少为中美在有关问题上坦诚交流提供了空间。

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已属战略性问题，而不仅仅限于技术性问题。美方不断纠缠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自有其“严重关切”，但这是要在网络空间里挑起还是避免中美“冷战”，对中方来说是个大大的疑问。

以防扩散和制裁伊朗、朝鲜等为借口，美国已在对珠海振戎、新时代科技、华中数控等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援引其国内法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一直在要求美方取消有关决定。中美双方有责任共同阻止制裁名单的继续扩大，以免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构成大的干扰。

中方关切的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给予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公平待遇问题是老生常谈了，什么时候能谈出积极进展，让中方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对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合作的长远健康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克里此次访华也是一次“结识之旅”，是两国新外长的首次面对面交流。克里富有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长期以来也十分关注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方眼里是个合格、老道的对话人、聆听者，但他仍需要在新岗位上尽快找到在新形势下代表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感觉。中美是老对手、老朋友了，对对方处理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基本路数都已心知肚明，相信不会在“结识”上花费太多时间。